杜大衛﹕香港不再使人夢想成真？(明報)2009年7月31日 星期五 05:05
【明報專訊】1980年代初，當我想到蝸居在混亂的深水埗簡陋小屋或黑暗潮濕的在九龍城陋室的人，就有兩件事令我感到驚訝：第一，那些家庭如何能居住在如此簡陋的環境中，每天早上穿着簡單的汗衫和短褲，帶着小孩子出門？第二，為什麼這個社群沒有對本地的有錢人抱怨和吵嚷要平均分配財富、爭取失業保障和最低工資？
本地的朋友常常說香港是一個可夢想成真的社會。可能剛來到香港時是貧窮的，但只要努力工作，我們便可致富。如果我們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們和家人將會得到回報。這是「超人」李嘉誠從寂寂無名到成為首富的故事，影響數以萬計的香港新移民的時期。
為什麼今天的氣氛改變了？為什麼吵嚷着設立最低工資？為什麼有數以千計的人寧願要綜援都不願意自己掙取財富？更甚者，為什麼營商企業成為了骯髒的詞彙，企業似乎成為了貪污和走後門與政府官員私相授受的別號？
首先和最明顯的答案是香港經歷了可怕的10年——最少以香港的標準量度是。由亞洲金融危機到科網爆破到2003年的SARS爆發，香港經歷了連續7年的通縮，過去60年間沒有一處地方有相同的經歷。與1990年代的經濟迅速發展、財富激增，以及長年的全民就業相比，那是沉痛和令人泄氣的。自1997年，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口失去工作，就算再就業，所得的工資亦較少。工資增長停滯，短時間內難以有好的轉職機會。
富人窮人隔閡再不能被衝破
問題不在於貧窮。香港一直都是不少窮人的安居之地。也不是因為香港的貧富懸殊比以前更嚴重，或是比世界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更甚。不是。問題是香港有錢人和窮人之間的隔閡再不能被衝破。再沒有可能像李嘉誠般白手興家，不再是一個可以用自己的勞力致富的世代。
矛盾的是，使人對香港讓人白手興家的能力失去信心的是精英制的教育體系。過去貧窮移民家庭的孩子可以藉由教育而改善生活，他們很容易帶來高於父母的收入。一種努力向上的動力可以是明顯的，如果貧窮的小孩子夠聰明，他們可以取得學士乃至碩士學位，並參與專業考試以帶來財富和尊重。
今日，這努力向上的動力逐漸消失。較聰明的孩子取得學位，而沒有學位的則感到被沉重的壓力壓迫。尤其當香港由一個企業家社會轉向為管理人社會時壓力更沉重。在李嘉誠年輕時是企業家的黃金年代，以小量資金、一個好的構思、努力以赴，或者再加一點點「街頭智慧」，便可以扭轉貧窮達至物質上的富足。在當今管理人的社會，財富和名望是建基於專業資格，如會計師、律師、醫生和工程師。大學學位成為過濾器和障礙，使有抱負但沒有足夠資格的企業家的發展空間愈來愈小。
爭取最低工資象徵意義重於實際
這發展很可笑，卻可能並不令人意外，「商業」已被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窮人認為是一個骯髒的詞彙，大企業被指與政府官員勾結。年輕企業家難以發展他們的小企業，嚴格的規管、複雜的牌照申請、令人窒息的高昂租金都成為難以越過的門檻，只有大規模、有影響力、資源豐厚的公司才能越過。但可笑的是這些偏見是源於香港的商業機構只顧讓自己成為大生意的合伙人，而不為香港爭取友善的營商環境——一個適合開展業務並且沒有爭吵的經濟環境。
泄氣的香港市民認為自己已有機會改變貧困、緊迫和卑微的狀况，所以爭取最低工資對他們的象徵意義更重於實際。
我個人對那些坐擁數以百萬年薪的管理層，告訴我最低工資時薪定在20、25或30元會毁壞我們的經濟和推高失業率，感到很不舒服。相較於倫敦或紐約，香港是一個生活費高昂的城市，而倫敦或紐約的競爭力並非建基於低工資。如果一間企業不能支付香港的合理工資水平，那麼這些企業便不應該在香港營運，它們的地位亦很快會由其他更有效率的公司所取代，而它們則可以遷往其他(低成本)地方營運。
但纏繞着最低工資這議題最終會忽略了重點。只要香港繼續是一個「只要努力便可以致富，可以夢想成真」的城市，那麼，最低工資(或一些人的發達是令人厭惡的)都成了次要的問題。如果衝破貧富鴻溝的障礙真是結構上的，破壞了香港人對「香港可使你夢想成真」的認知，那麼，我們的問題就遠比最低工資嚴重了。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今日竟然有37度, 我險些熱到暈
不過當然不會影響到我這2日的約會
昨日下班之後特意到一處在香港唯一可以玩的地方.....
當然不少得芝加哥白襪
而我原本的便已經接近成千元, 是我7-8年前節衣缩食買的
上星期六, 就在我考完會計試之後本想回家打online game, 就在我乘車途中, 突然收到媽媽來電....
時間, 地點
你在說什麼
即是,還是自己找比較好, 
海x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