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win過往卻很少在高登電腦商場所在的深水埗區出入。身高六呎的他這天搬到只有兩呎乘六呎的床位，25平方呎的板間房，準備在 36℃高溫下，度過五個炎夏的晚上。 Erwin發現，要跟同屋幾位老伯打開話題其實不難，「一係鬧曾蔭權，一係講曼聯。」大家罵曾蔭權罵得面紅耳赤，但問到老伯的家人，他們要不從心裏笑出來，要不就別過臉不想談。
到夜闌人靜， Erwin沒想到伴他徹夜同眠的，除了同屋的三位獨居長者，還有「吸血吸到成個波咁大」的大量木虱，和整晚吱吱叫的老鼠。天亮， Erwin由深水埗坐車到慈雲山，開始一天的工作──屋邨倒垃圾，卻首先要跟一班清潔阿姐學習，如何在一小時之內，在臭氣薰天之中極速清理 19層樓的垃圾。同事玉姐每天這樣辛苦工作，月入只有 5,100元，她老公有時開工不足，還要照顧三名子女，卻仍積極樂天，最開心是大女終於考入城市大學。
五天下來， Erwin體驗過香港十多萬板間房居民的生活環境，只睡了七小時；初嘗長時間又低工資的壓惡性工作，結果「出晒毒瘡，成個人黃晒。」但從同屋的獨居長者身上，他有了一番體會，「最慘嘅係慢慢唔知自己嘅存在，喺度等死，冇希望咁生活。但當有人理佢哋，畀番希望佢哋，就會唔同晒。」
打工仔細味「最低工資」
不過，有一個問題， Erwin始終不想回答。作為上市公司 CEO， Erwin一直認為最低工資等政策，只會令僱主削減職位以維持成本，認識了玉姐等工友之後，他明白基層勞工面對的「不公義」，令他多了一重思考，也多了一份矛盾，「我覺得好複雜，唔容易有簡單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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